【报道】文慧专访：我理解的“民间”就是“每一个人”
△ 《和民工跳舞》剧照
原文刊载于凤凰艺术
2015年5月9日，被誉为“世界三大艺术展”之首的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如期而至。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因总策展人奥奎的视野与定调，在“关注当代”的威尼斯传统之外，把写作、“资本论”的诵读，电影人介入策划重点版块……这些都融入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这使得“凤凰艺术”认为，这对于我们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来邀请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者，聊聊跨界、聊聊当代与传统、聊聊民间、聊聊我们全世界的未来。以下是“凤凰艺术”对今年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文慧的专访。采访时文慧正由中国奔赴法兰克福参加演出，行色匆匆中，仍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Q=凤凰艺术
A=文慧
Q：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您和先生吴文光老师，都参加了中国馆的展览，当收到邀约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A：其实挺意外。过去是看朋友们去参加展览，我们一般是受艺术节邀请演出，即使是展览也是在艺术节里面的展览。今年是反过来，在展览中的演出作品，当然很开心。今年中国馆这个主题我很喜欢。
Q：我们也采访过吴文光老师，他的创作也是关注民间，您觉得你们两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会彼此影响吗？
A：1994年生活舞蹈工作室成立，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共用一个传真机，我们俩都是创立者。当我没钱找演员的时候就请他当演员。当然我也当过他的免费杂工。
在草场地我也参与了民间记忆计划：采访和记录历史，拍纪录片。其实无论做什么我都是用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过我拍的纪录片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我自己连对焦都是用身体的前后移动去对，哈哈哈是不是很失专业水准。我的表达一定是离不开身体。
Q：能跟我们介绍下您的舞蹈工作室吗？在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室创作中有碰到什么困难吗？包括运营上的，以及创作瓶颈等等？
A：困难一直都有，运营谈不上。生活舞蹈工作室本来就是非盈利的，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创作也好，讨论也好排练也好，也就是说“生活舞蹈工作室”是一个集结各类艺术家——作家和年轻人共同创作的理想场域，一个在中国有20年历史的独立的当代舞蹈团体。”生活舞蹈工作室”于1994年由我和吴文光在北京建立。以开放的方式和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合作，力求尝试运用舞蹈、戏剧、包括各类视觉艺术交融的方式，表达和当代现实生活及历史记忆有关的故事和经验。
过去20年中，我们一直坚持独立生长独立创作的方式，创作了近20个当代舞蹈作品。我们的作品也不可能拿去拍卖。现在我经常很尴尬不知道怎么跟人解释我们做的事。人们往往会问你，不卖你做了干吗。只有真正参与我们工作的人最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你必须用你的身体来体验才知道。
这样的独立创作团体，在寻找排练场所和演出空间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很幸运，在过去的10 年中，我们得到了朋友毛然、晏丽芳夫妇给予的无偿的空间帮助。有草场地105号那个空间，我们才可以有那么好的环境创作和演出场地。做交叉艺术节，五月艺术节，青年编导计划，身体工作坊，纪录片工作坊等等很多活动。
也是在那个空间里我们开始进入了跟记忆有关的，记录剧场创作。2008年我们创作了第一个跟记忆有关的作品《回忆-I》。这个作品演出的时间是8个小时，演员始终在台上。三个不同身份的人在台上用自己的方式进入回忆，互不干涉。作家冯德华踩着缝纫机讲述她将要写的一本新书；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台上回忆和反思1992年他拍过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我是舞蹈编导，我用身体探讨个人身体记忆与社会历史之间所发生的关系。我在舞台上始终重复做一个动作，重复了8个小时。此后，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作进入以民间对社会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回忆——如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创作了序列剧场作品。在创作上也越来越没有边界。这次就是在法兰克福演出《回忆》8小时的版本(编者按：文慧在接受“凤凰艺术”采访时，由中国赴法兰克福)。
Q：您这次的参展作品包括《和三奶奶跳舞》、《和民工跳舞》等，在以往的印象中，民工并不见得都是能歌善舞的，您是以怎么样的缘由选择了这个群体来跟您合作，那在排练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对舞蹈动作感到抗拒或者羞涩？
A：看你怎样理解身体。我觉得民工的身体充满张力，真实和力量。我们又不是搞春晚，请民工来参加演出是跟2000年北京申奥成功有关，北京拆楼盖楼有关。那时大量的民工来到北京。《和民工舞蹈》是一个非常规的演出，非常规的意思是指，作品是一些艺术家们和30个来自四川贫困农村、现正在北京打工的民工一起合作完成，排练和演出的地点是一间即将消失的纺织工厂车间。在正在被加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北京城，这是千千万万家工厂中的一间，而那些身强力壮、但在农村老家已经丧失了富裕希望的农民们正在承担着这种改造的基本力量。演出是由舞蹈编导文慧、视觉艺术家宋冬、尹秀珍和吴文光共同策划，邀请了10个专业的舞蹈和戏剧演员参与，其中3个是刚好短期在北京逗留的国外演员（一个来自法国，两个来自美国），此外，30个民工是来自北京不同的工地，他们来这儿的最初目的是因为每天有30块钱的报酬，但是几天过去后，他们发现在这里，他们这些从来都是被当作苦力的下层人正站在舞台的中心。
排练开始最大的问题是舞者和民工之间的关系。第一天舞者进入排练场地时，自然是和民工各站一边，各练各的，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第一天排练完之后就有一个舞者提出，我们应该每天从热身开始就跟民工混合在一起。经过讨论，大家决定从热身开始就一起练习，不分谁是专业谁不是专业。从那天以后气氛就变得融洽起来，舞者和民工之间的关系也有变化，民工开始轻松讨论自己喜欢哪个舞者等等。
Q：参与作品的民工们有看到过完成的成品吗，他们会理解这样的一个作品吗？
A：开始他们只是为了来打工挣钱，两天以后他们觉得很好玩、开心，演出以后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高尚的事。当时，每天排练都有些媒体跟踪采访，演出完以后北京电视台做了谈话专题节目。我们要求所有参加演出的民工都应该在谈话节目的现场，开始他们觉得人太多，最后还是同意了。在演播厅他们也看到了自己演出的场面。
Q：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和舞蹈作品进入了美术馆和艺术展，像舞蹈家杨丽萍的很多作品也很有艺术性，但却似乎还是更适合在舞台上展示，您认为这其中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A：没有标准，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我只知道我的舞台是社会。
Q：现在有一种“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在您这里，不管是民工还是奶奶都可以舞动起来，您是不是也认为“人人都是舞蹈家”？
A：我不太喜欢把艺术家和普通人分开。艺术家就是普通人。舞蹈当然是跟身体有关，跟呼吸有关，跟人的社会思考能力和精神有关。人人都有身体，人人都会呼吸，只要还能呼吸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记忆。这些思考和记忆就是推动你身体移动的暗流，它一但被点燃了就会奇幻无穷。
Q：您的作品和本届中国馆的主题非常契合，那您是怎么理解“民间的未来”的？
A：我理解的“民间”就是“每一个人”——不论是民工、村民还是其他，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声音，“民间”放在这里算是一种诉求吧。“生活舞蹈工作室”是在中国有20年历史的独立的当代舞蹈团体。也是一种民间力量吧。
Q：能谈一下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有没有打算尝试舞蹈之外的创作？
A：我没有计划说我要做的是舞蹈，或不是舞蹈。只是你的生活走到那里了，你就做。我其实没有把自己定位，说我就是个舞蹈家。我基本上是想做什么就做了。拍纪录片，做装置，今年也做了图片。最近我在研究身体记忆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身体记忆是一个活着的资料馆和档案库。试图用身体去触摸历史和感受现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和反省过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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